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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造成唐朝藩镇割据的祸首吗

归档日期:08-30       文本归类:蕃溪镇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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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自此唐朝由盛而衰陷入长达150多年的混乱局面,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而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的权利博弈则是重中之重。

  唐朝初期,在军制上,沿用北周宇文泰所创立的府兵制,侧重于地方军力。更为要命的是:唐玄宗时期,设立十个节度使,分别驻守全国地方边境,以河东节度使势力最大,也是地方最大的造反力量。这就造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这种状态对平定边患是大有用处,可一但发生内乱将很难调兵平叛了。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

  “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十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

  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十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兵南下反唐。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756年6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伙同杨国忠以及杨氏弟兄姊妹,西奔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军士鼓躁不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也被迫吊死。

  安史叛军烧杀掳掠,遭到沿途老百姓和部分唐政府军的反对,“河朔之民苦贼暴,所至屯结,多至两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唐朝地方官吏和将领颜杲卿、张巡、鲁炅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唐朝部分将吏的抗击下,安史叛军受到挫折,内部矛盾重重。此时,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任用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数民族借兵,准备平乱。

  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军因缺乏统一指挥,加上粮食供应不足,士气低落。759年,史思明率十三万人进攻,结果唐军大败。史思明在邺城(河南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

  接着,又攻陷洛阳。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四十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安史之乱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广大人民群从对这场战争是厌恶的。安史之乱集团是一股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是发动战争的祸首,更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

  安史之乱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死亡结束,然而唐朝并没能把叛军彻底消灭。为了安抚投降的安史旧部,唐代宗将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分别封为成德、魏博、卢龙节度使。然而河朔三镇名义上归属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官吏自己任命,财赋也不上交中央,招兵买马,逐渐形成地方割据。朝廷无礼过问,只能采取姑息政策,致使藩镇越做越大。

  为了应对河朔三镇,唐朝在中原地区设置众多藩镇,防止河朔三镇的扩张和反叛,同时保护东南财赋可以来供给中央。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中精辟地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四大类别。不同藩镇相互制约,而依靠藩镇之间的平衡维系着唐王朝的相对稳定,虽然各个藩镇之间冲突不断,但是一直没再有安史之乱那样大动乱发生。

  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历史,会发现自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关中和山东对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齐和北周征战多年,直到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立,短暂统一中国后,隋末天下动乱,李唐又与河北窦建德争霸天下,隋唐以关陇贵族为根基,向来与山东士族并不和睦。

  因为民间基础不稳,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央权威旁落,中央政府的姑息政策致使河朔藩镇逐渐做大。尤其是魏博的田承嗣,自身出身门第不高,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从底层军人中提拔亲信,逐步形成牙将集团。牙将集团发展到最后以至于地方节度使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进而形成牢固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一旦有违背地方集团的利益,马上就起来反叛。

  然而这个利益军团虽然实力强大,但是眼光多局限在地方利益上,自身对于并没有很野心取唐王朝而代之,他们更多地集中在维护地方自身利益上,逐步形成相对保持的地方势力,当然藩镇和藩镇之间的彼此制约也限制了一方藩镇的做大。

  直到朱温等新式军阀出现,有野心也有势力,打破藩镇之间的均衡,取代唐王朝,建立后梁。又经历五代十国几十年时间,才逐步将河朔三镇的地方势力消磨殆尽。

  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

  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十九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远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2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縂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821—872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

  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

  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

  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

  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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