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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作用的是什么

归档日期:07-12       文本归类:反围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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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当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当红军未能打破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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