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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绩考

归档日期:11-05       文本归类:反围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33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实施黄陂和草鞋岗战斗,歼灭陈诚指挥的“进剿军”第一纵队主力,粉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凡涉及这次反“围剿”的论著,都认为上述两次战斗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战例,战绩辉煌。但是目前关于这两次战斗战绩的确认,存在表述不一、颇为简略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既没有反映这次反“围剿”作战的全貌,又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不相衔接,甚至会让人们产生一些疑问,所以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1933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实施黄陂和草鞋岗战斗①,歼灭陈诚指挥的“进剿军”第一纵队主力,粉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凡涉及这次反“围剿”的论著,都认为上述两次战斗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战例,战绩辉煌。但是目前关于这两次战斗战绩的确认,存在表述不一、颇为简略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既没有反映这次反“围剿”作战的全貌,又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不相衔接,甚至会让人们产生一些疑问,所以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尝试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第一,反映得颇不充分。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历史》第一卷表述为:“共歼敌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②国防大学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写道:黄陂战斗“从(2月)27日上午至28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1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3月)21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22日,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记载:“黄陂,草台岗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从而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④目前,大部分著作都采用此类表述。

  这些表述容易产生三个问题。一是,消灭军3个师还是近3个师?它究竟是多少人?二是,用“俘敌万余人”来说明歼敌3个师或近3个师的战果,显得简略、单薄、不确切甚至含糊。朱德在当时就指出,黄陂和草鞋岗消灭的是“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⑤。该敌作为蒋介石嫡系陈诚的基本部队,是的精锐之师,兵员、装备齐整。长期在陈诚第18军任职的杨伯涛回忆说:第11师3旅编制时,“全师2万2千余人”⑥。据此推算,参加第四次“围剿”时两旅编组的该师应有一万四五千人。另据时任第一纵队团政治指导员和纵队政工处训练科长的周上凡回忆:“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号称3万之众”⑦。据此计算,这3个师有近5万人。1932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规定:配置一个野炮团的步兵师全额13390人,配置一个山炮团的步兵师全额13903人⑧。按此推算,该3师应有4万余人。另外普遍认为,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指挥的“进剿军”有12个师16万人,依之计算,该3师也应有4万人左右。因此,保守地估计,被红军歼灭的该敌3个师应在3万多人。如果说黄陂和草鞋岗两役“俘敌万余人”,则毙伤之数应有2万人之巨,但通观这两次战斗,不是如此情形。而就国内革命战争的一般情况而言,在毙伤俘的歼敌方式中,俘虏应占主要比例,所以如果确定俘敌1万余人,而不能确定毙伤敌人2万余人,则会产生此两役是否消灭敌人3个师或近3个师的疑问。因此,用“俘敌万余人”来反映歼敌3个师或近3个师,颇不充分。三是,与当时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高度评价难以衔接。黄陂战斗后,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的贺电称之为“空前伟大胜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胜利是空前的”⑨,称赞第四次反“围剿”是“空前光荣伟大胜利”⑩,朱德认为黄陂战斗是“空前的伟大胜利”(11),认为黄陂之战是“空前未有的,是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战”(12)。这些“空前胜利”的评价,应是较之前几次反“围剿”作战而言的。考诸历史,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第二次反“围剿”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第三次反“围剿”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把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称为“空前伟大胜利”,则战果必定超出前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而上述表述,却很难看出其战果的“空前”之处。

  第二种情况是,存在一些表述混淆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如《朱德年谱》记载,红一方面军在东陂、黄陂伏击军第52、第59师,“消灭敌军两个师,俘虏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及其他官兵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挺)、子弹数百万发,轻重机关枪自动步枪三四百支,无线电一架,辎重无算”;在3月21日的草鞋岗战斗中,“经一天激战,歼灭第十一师大部”,22日又“在东陂歼灭第九师一部”;“在黄陂、草台冈两次战斗中,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虏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13)。《王稼祥传》记载,黄陂大捷“一举歼灭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两名,俘敌万余人”,在草鞋岗战斗后,“黄陂、草鞋岗两战役共消灭蒋介石嫡系3个师,共俘敌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14)。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表述矛盾。黄陂、草鞋岗两战俘敌之和,与黄陂战斗俘敌数字相同甚至减少;一次“缴枪万余支(挺)”,两次战斗缴枪之和仍是“万余支”。二是虽然“万余”的数字,可以理解为1万多一点,也可以理解为1万好几千,但黄陂战斗“俘敌万余”,黄陂、草鞋岗两役共“俘敌万余人”的说法,总使人感觉有些迷惑。

  第三种情况是,存在一些既和上述表述不同又互相不衔接的数字。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说,此两役,“蒋介石嫡系3个师被歼,近2万人被俘,红军缴枪1万多支,活捉2名师长,毙伤16名师、旅、团长”(15)。《周恩来传》记述:“黄陂和草台岗这两个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16)《传》称:“黄陂伏击战歼敌约两个师,俘虏万人”,草鞋岗战斗“基本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十一师”,“黄陂、草台岗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近三个师,2.8万多人”(17)。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说:“共歼敌3个师,俘敌19000人以上,缴获约15000支以上。”(18)

  如此莫衷一是、互不协调的说法,很容易影响人们对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认识,值得进一步研究,当然各种说法的存在,也有利于深化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战绩的研究。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消灭了几个师?该次作战,对手主要是“进剿军”第一纵队的第52师、第59师和第11师。厘清红一方面军和它们的作战情况,战果也就基本清楚了。

  1933年3月2日,周恩来在给中央局报捷的电报中就黄陂战斗说,在消灭52师及59师大部后,因敌军增援部队围上来,故今日在胜利中撤退,“但胜利是空前的”(19)。朱德在同年5月28日写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此役“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20)。周恩来、朱德在当时都指出,红军在黄陂战斗中消灭了52师和59师的大部。

  将领的报告和回忆,一致证实其第52师被全歼。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的贺国光,在1933年3月8日给军委会的报告称:“五二师收容无几”(21),意即被全歼。时任第59师旅长的方靖回忆说:第52师“该师全部被歼灭”(22)。时任第11师31旅63团长的宋瑞珂回忆说:红军对52师“拦腰攻击,将该师截成数段,包围歼灭”(23)。时任79师长的樊崧甫说:第52师和59师“大部被歼灭,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毙命,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俘,只温良第一七五旅的一个团和独立团逃脱”(24),实际也认为52师被全歼。

  关于第59师,将领的说法和朱德、周恩来有所不同,大都认为残剩一个团另两个营,即多出两个营。贺国光向军委会的报告称,59师在黄陂地区被红军围歼时,“幸十一师由宜黄赶到,将匪击退,救出五九师两团(欠一营)”(25)。作为第59师的旅长、亲历此役的方靖回忆说,“这次战役,第五十九师被歼灭七个步兵营及师直属部之一部。该师剩余部队尚存有独立团(团长陈君锋)是在行军纵队最后行进,在归峰附近占领阵地据险顽抗。一七五旅阵地突破后其三五○团(团长周化南)率两个残营亦溃逃到归峰。”(26)宋瑞珂、樊崧甫、黄维的回忆和方靖基本一致(27)。杨伯涛关于59师说法,前后不同。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中说:“第五十九师大部被歼灭”,残存者仅该师所属独立团和350团两个残营(28)。他在回忆录中却说,除上述残存者外,第177旅“伤亡重大。旅长方靖,三五四团团长李青均负伤,但仍困守阵地”,即第59师第177旅也未被歼灭(29)。杨伯涛的回忆录成书较晚,似乎后者更符合其认识,但综合贺国光的报告和其他将领的回忆,第59师在黄陂战斗中大部被歼是确实的,剩余一个团两个营。

  涉及第59师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其残部是否在不久的草鞋岗战斗中被红军消灭。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在草鞋岗战斗中,“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30)。陈诚在草鞋岗战斗的报告中说:“第五九师温旅旅团长均受伤,部队情形未详”(31),具体就是旅长温良和团长周化南被击伤,另一团长陈君峰被击毙。然而,时任红12军军长的张宗逊却说:草鞋岗战斗,红军“打退了敌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的增援”(32)。杨伯涛回忆说:草鞋岗战斗打响后,第59师第175旅旅长温良奉罗卓英之令,率该旅向当面红军进攻。直战至下午,红军撤走,始与第11师联络上。第11师全线)。其他将领也有温良旅接应第11师的说法。根据上述情况判断,第59师残部在草鞋岗战斗中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未被全歼(其中还有一个情况,该残部在黄陂战斗后,得到释放俘虏的大量补充,参加草鞋岗战斗的人数增加许多)。

  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先头已到达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台冈、黄柏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和时任第9师参谋长的也持此论(34)。时任红11军政委的肖劲光和红1军团第9师师长的李聚奎都回忆说,草鞋岗战斗歼灭敌11师大部(35)。时任红3军团第5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和红3师第9团教导员的王平都回忆说,草鞋岗战斗歼敌第11师5个团(36)。其时第11师辖6个团,黄克诚、王平所说歼其5个团,实际与红军其他将领的回忆是一致的。

  将领的回忆颇为混乱,并和红军将帅的说法有很大差异。时任第11师第31旅旅长的黄维在《第十一师在宜黄以南的溃败情况》说:11师在草鞋岗溃败,“该师伤亡过半”(37);在《对〈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见》中说:“十一师伤亡惨重,挣扎到黄昏,残部各自为战溃退,损失达三分之二”(38)。时任第11师31旅63团长的宋瑞珂回忆说:“十一师被歼灭过半”,“十一师全师剩下不到3000人”(39)。时任第11师连长的杨伯涛的说法也颇不一致。他在有关回忆中说,草鞋岗之战,第11师“旅团长伤亡过半,(师长)萧乾亦负伤,部队被歼灭三分之二”,“剩下不足三千人”(40);他在另一次回忆中则说:“这次战役,以陈诚主力部队著称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全部覆灭。在宜黄收容时不到3000人,其中多数是勤杂官兵,武器装备俱为红军缴去”(41);但他在回忆录里又说:“这次战役,以陈诚主力部队骠悍著称的第十一师,遭受近歼灭性的打击,部队损失近半”(42)。

  第一,根据实际作战情况来判断,第11师大部被歼,是无疑的。按照宋瑞珂、杨伯涛的回忆:66团阵地首先被红军突破,该团团长李宴芳负伤逃走(团长负伤,说明战况激烈;其弃军逃走,说明该团伤亡严重,局面已到无以挽救的程度);与66团相邻的65团的阵地旋即崩溃,旅长莫与硕亲自组织部队反攻,未能奏效并负伤下阵,该团溃退到草鞋岗以北山上也收容不住(说明该团受到沉重打击,建制紊乱,丧失战斗力);第62团、64团团长曾孝纯、孙嘉傅阵亡,身在第62团的师长萧乾也负伤(说明这两个团伤亡惨重(43));战后66团残部编成一个营,63团连输送兵、炊事兵在内只剩下300余人(说明这两个团也伤亡惨重);“第六十一团亦被溃兵冲乱,相继溃退”(该团的情况是第十一师中最好的)(44)。据此判断,第11师有5个团基本被打垮,这和红军将帅的回忆基本吻合。

  第二,“”后非常热心与台湾及海外黄埔校友交往的宋瑞珂,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蒋军十一师被击溃经过》,没有改变他过去的回忆,坚持认为:“三月二十二日,罗卓英和十一师残部到宜黄收容起来只有三千多人”(45)。长期在陈诚集团任职、时任第59师旅长的方靖也认为:第11师“全师剩下不到三千人”(46)。他们所谓11师“剩下不足三千人”的说法和“该师损失过半”明显有矛盾。如前所述,第11师满员最少也有1万余人,3000人只是其1/4,而非一半。另外,杨伯涛所谓“遭受近歼灭性的打击”和“该师损失过半”的说法有矛盾;黄维所谓第11师“损失过半”或“损失三分之二”的回忆也互相矛盾。

  除第52师、第59师和第11师外,朱德指出:草鞋岗之战还“将九师消灭小部”,即“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回忆说:草鞋岗战斗中,“敌赶来增援的九师,也被我消灭了一部分”(47)。王平回忆说:“红军全歼肖乾的第十一师五个团和敌第九师一个团”(48)。对此,陈诚在草鞋岗战斗的报告中也承认:“第九师颇有伤亡”(49)。

  很明显,所谓黄陂和草鞋岗两战“俘敌万余人”的数字有误。1937年5月,朱德在给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介绍红军发展的情况时,说到了黄陂战斗:“我们击溃了军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俘虏白军一万三千名。我们获得十二个团的来福枪,许多挺轻机关枪和三百万发子弹”(50)。他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黄陂战斗后,因“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所以歼敌近两个师,但“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的回忆相似:“此役我军共歼敌两个师,光俘虏就有一万多人,可惜,当时我们不太重视争取俘虏参加我军的工作,除军官以外,不久就将俘虏兵全部释放了。”(51)张宗逊回忆:黄陂战斗“是红军主力大兵团埋伏战的一次成功战役,毙俘敌官兵一万多人”(52)。黄克诚回忆:此战“俘敌官兵一万六千余”(53)。他们的回忆不一,但均说俘敌在万人以上。

  《红色中华》当时的报道称:我红军“在乐安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将敌五十二师全部消灭,五十九师大部消灭”,“俘虏一万多”(54),这与红军将帅的回忆基本吻合。

  另外,一些红军部队的战绩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黄陂战斗的战果。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1933年3月10日指出,红一军团此战“俘虏五千以上”(55)。时任红一军团第9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第9师“歼灭了敌(五)十二师直属队及一个旅的全部,俘虏敌师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56)。红一军团此战俘敌“五千以上”,其第9师俘虏“三千余人”。那么加上其他参战部队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等的俘获,俘敌万余人是完全可能的。

  军官也肯定有大批官兵被俘。杨伯涛回忆说:黄陂战斗中,第52师“该师官兵大部分被红军俘虏”;方靖回忆说:第52师“该师官兵绝大部分为红军俘虏”(57)。按照军的编制推算,第52师约有1.3万人,其大部被俘,则数在八九千或七八千之间。第59师大部被歼,其被俘人数也应有数千人。

  那么,黄陂战斗消灭多少军呢?第52师被全歼,按其编制估算,应有1.3万人被消灭。第59师编制为5个团,即使按照将领逃出一个团和两个营的说法,也有3个多团和直属队被消灭。据此判断,也应有9000余人被消灭(58)。两者合计,黄陂战斗消灭的敌人应在2.2万人左右。

  中央红军在草鞋岗战斗中的歼敌人数,应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战斗中被击毙的。黄维回忆说:“第十一师的溃败,所受到的损失是惨重的。师长肖乾和第三十二旅旅长莫与硕俱受伤,第六十二团团长曾孝纯、第六十四团团长孙嘉傅、第六十六团团长李宴芳俱阵亡,营长以下官兵伤亡惨重。”(59)“国防部”史政局1967年10月编著的《剿匪战史》对此说表示认可:“第十一师……各级干部死伤过半,士兵伤亡更重。”(60)回忆说:“草台岗战斗,我们一军团共打死敌人两千多”(61),如加上三军团、五军团和其他部队的作战,毙敌之数应很大。二是有大量伤兵。其中有军自己运往后方的,也有红军医治后放回的。据接应第11师第79师师长樊崧甫回忆说,他的师收容的伤兵就“多至一千数百名”。宋瑞珂也回忆说,他所在的团后来“伤愈归队士兵六百余人”。据此判断,伤兵是第11师被歼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被俘官兵。一般都认为草鞋岗战斗俘虏敌人在6000余人以上。《红色中华》当时的报道是:“俘获白兵及缴枪各在六千以上”,“俘虏六千余”(62)。张宗逊、黄克诚都回忆说,这次战斗,俘敌在6000人以上(63)。

  按照军委会1932年6月制订的编制,其第11师大部被歼,人数应接近1万人。

  根据上述推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消灭军大约在3万左右,起码应是彭德怀回忆的“共歼敌二万八千人”之数(64)。

  关于枪械缴获。《红色中华》关于黄陂战斗的报道是:“缴获步枪万余枝,迫击炮四五十门,短枪600枝,子弹数百万发,轻重机关枪自动步枪三四百枝。”(65)张宗逊回忆:黄陂战斗“缴获大炮四十多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一万多支。还有大批银元、军用物资”(66)。黄克诚回忆说:“缴枪一万五千余。”(67)对此,陈诚在编纂的《反动文件汇编》中称:在黄陂战役中,“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部失利”,认可红军缴“获步枪万余枝”的说法(68)。关于草鞋岗战斗,《红色中华》先是报道“缴枪俘虏各在六千以上”,继而又说“我军缴获步枪近五千,机枪十架”(69)。朱德在1933年5月28日的文章中说:“东陂(即草鞋岗战斗)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70)据此计算,缴枪6000余支是成立的。将领也承认草鞋岗战斗损失武器甚多,杨伯涛回忆说:“这次战役,以陈诚主力部队骠悍著称的第十一师,遭受近歼灭性的打击,部队损失近半,武器装备损失更巨”(71)。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步枪损失当以万计。”(72)虽然各种说法不一,但综合推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缴获的步枪应在1.6万支以上,特别是缴获了蒋介石新进口的几百挺轻机枪。

  应该强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歼灭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精锐之师。张宗逊称:“敌李明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第五十九师是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73)而第11师作为的王牌,装备更充足和精良。朱德后来说:“这十一师、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是蒋氏最精锐的部队”(74),“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75)。因此其被歼灭后,蒋介石十分惊惧,在黄陂战后于3月4日发出给陈诚和各纵队指挥官暨全体参战官兵的“万急”电,称:“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76)。第11师被歼后,蒋介石更为痛心,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77)。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黄陂、草鞋岗战斗给予的打击之沉重,反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绩之辉煌。

  总之,保守地估算,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绩是:歼灭嫡系部队近3个师2.8万余人,缴获步枪1.6万余支、迫击炮四五十门、重机枪和新式轻机枪三四百挺,另有大批军用物资。

  ①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党史军史的著述大都把“草鞋岗战斗”写成“草台岗战斗”或“草台冈战斗”,另有称为“草鞋冈战斗”和“东陂战斗”者。查该地归属的江西省宜黄县地图和当地政府的文件,都称之为“草鞋岗”。因此此次战斗应称“草鞋岗战斗”。

  ②《中国历史》第1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450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⑥此说基本可信。长期在陈诚第18军任职、1933年任该军第14师旅长的方耀回忆说:1933年第14师“全师共有2万多人”。那么陈诚最看重、作为第18军最主要组成部分的第11师,兵员不应少于14师。另外,方耀还回忆说:在救援赣州时,第11师、第14师和第52师154旅共有5万人,以此推算,第11师亦有2万余人。参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82、386页。

  ⑧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

  (13)《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1、325页。

  (14)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

  (15)《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16)《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18)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21)转自杨奎松:《的“联共”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

  (27)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31—32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辑,第419、409页。也有残留一个团的说法,其战史称:是役,“第五十九师主力方面连排长伤亡三分之二,战后仅收容官兵约一团,枪械三百余支”。参见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戡乱》上篇第3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579页。

  (34)参见《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76页;《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107页。

  (35)参见《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

  (36)参见《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59页;《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43)《剿匪战史》称:1933年3月21日,在草鞋岗与红军作战至15时,肖师长率62团向徐家舷方向逆击,至17时许,仅剩300余人,团长曾孝纯阵亡,肖师长腿部负伤,阵地陷落。转自《乐安党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6年,第37页。

  (44)《乐安文史资料》第1辑,第30—31页;《杨伯涛回忆录》,第24、25页。

  (58)按照1932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陆军暂编师的编制,一个团为2432人,一个营为730人,则第59师残余人数应为3892人,则该师大约被歼9000余人。

  (60)转引自韩荣璋、肖裕声、杜魏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始末》,《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68)转引自韩荣璋、肖裕声、杜魏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始末》,《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7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73)《张宗逊回忆录》,第98页。关于“进剿军”的装备,时任第四师连长的刘炽的回忆可作参考。他在1976年回忆说:“不惜重金往德、法、捷等国购买大量新式枪炮。其中有葡伏斯式新型山炮数百门(这种山炮能拆卸驮载,便于在崎岖山路运输,对防守军事据点及支撑点有摧毁性能,在山地作战可发挥最大威力);有法国哈气开斯轻机及捷克轻机;有德国自动步枪;马克沁及卅节重机枪,还有八○、八一追击炮等武器,以此来装备进攻苏区的各部队,使每一步兵连都有轻机枪6挺至9挺。士兵大部分换上中正式骑步枪。”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7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1981年,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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