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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败者自败

归档日期:11-23       文本归类:反围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究竟有没有人心向背的问题呢?当然有。只是,它并不能决定国共两党之间的成败。导致人心向背发生变化的原因,才是国共两种革命力量较量胜负的所在。如果统治的国民党让人绝望,革命的看起来比国民党清廉得多,能干得多,还民主得多,自身又不再犯过去那样极端的错误,它又如何能不胜利呢

  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逆转,形式上可以归因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实质上却决定于1935年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提出与在中国的实施。不仅西安事变乃由此而成,整个抗战八年,中共由二三万军队和党员,一举发展到战争结束时的110万军队和120万党员,靠的也是这一新政策。

  这一新政策所以能发挥巨大威力的原因何在呢?胡绳生前有过一种总结。他的看法是:“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

  胡绳的这一说法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认识。但是,这毕竟是半个多世纪后少数人才可能得出的认识。对于“百分之百”地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和经验来思维的中国人,当年哪怕是这样想一下,都是不能被容忍的。如果没有1935-1936年间一连串看似偶然的情况戏剧性地改变了一切,不仅不会有西安事变,就连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很难产生出来了。

  1935-1936年发生的对中共革命最具决定意义的偶然事件,就是共产国际政策的意外改变。

  说它意外,是因为这一政策转变,甚至也不是共产国际自己决定的,更不必说,中共对此完全是一无所知了。

  共产国际被要求转变政策的基本动因,是苏联的外交安全考量。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对苏联的远东构成了威胁,但最初苏联并没有要求共产国际改变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策。1933年1月,因为德国法西斯上台,进而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沆瀣一气,公开反苏,苏联政府才意识到安全可虑,被迫改变它自身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国联,特别是向欧洲各国提议缔结所谓“集体安全条约”,力图联合各国政府共同对付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才下决心改变共产国际过去的关门主义政策,要求各国党改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国社会,一同来推动欧洲各国政府赞同苏联的提议。由于这一政策转变异常重大,共产国际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于1935年夏通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式,宣告改行新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共产国际改取新政策,并不就能导致中共很快改变政策。这是因为,中共这时在城市中已经毫无力量,且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农村根据地。剩下的几万红军和中共中央,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退至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可以达到的边远的川西地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已没有任何联系沟通的条件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统率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围绕着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的问题,发生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张国焘四方面军枪多人多,中共中央并不能说服张同意北上中苏边境地区。如果迁就了张国焘的意见,中共中央及全部红军就将进一步南下转去更偏僻的川康地区,不仅更加联系不到共产国际,无从改行新的政策,就是自行改变政策,也接触不到一年后能够用武力停止蒋介石剿共计划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完全没有条件及时间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

  巧就巧在一方面共产国际制定了新的统战政策,允许中共实行统战;一方面,中共中央里面有个,几个月前又刚好取得了中央常委的资格,可以参与核心决策。正是由于在北上问题上的坚持和劝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才敢于只率一部中央红军乘夜出逃,脱离了四方面军的左右,不顾一切开向中苏(蒙)边境,力图接通苏联,取得援助。

  的这一选择其实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一年后四方面军北上,以相当于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3倍的兵力组成西路军,试图接通苏联,最终仍全军覆没。当时中共中央及所率红军总共只有六七千人,还带有大批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在既无后方根据地,又完全不熟悉地形民情的情况下,贸然北上硬闯人迹罕见的戈壁滩,其后果可想而知。巧的是,中共中央原本径直向北挺进,无意在进入甘南之后,读到报纸,得知在北上附近的陕北,还有一部红军和一块根据地。中共中央因而改变了原定计划,转去陕北落了脚。

  更巧的是,共产国际因知道陕北根据地的存在,还在召开七大期间就专门派联络员从蒙古国潜来陕北,试图接通中共,传达新政策的要求。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苏区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共产国际联络员张浩历经数月,也辗转抵达了那里。结果,中共中央也就顺利地在共产国际新政策提出4个月后便得到了指示,从而全面改变了过去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极端政策。

  光有一个统战政策还不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仍旧解决不了中共和红军的生存发展前途问题。再巧不过的是,蒋介石恰在这个时候把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调到陕甘地区来了。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负责统率包括杨虎城在内的四五部西北地方武装,共同围剿红军。但张及东北军官兵、家属合共二三十万人,背井离乡已4年之久,四处漂泊,苦不堪言,一心只想能回东北,根本不想打内战。和土生土长,生怕红军抢夺其地盘的西北地方武装不同,张学良和东北军恰恰是中共实施新的统战工作的最佳对象。而只要成功争取了张学良东北军,西北地方武装,包括杨虎城等部的工作,就容易做通了。一旦分化了张、杨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关系,红军就在陕甘两省获得了相当的生存空间。万一蒋介石中央军非要剿共不可,弄出西安事变之类的兵变来,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争取到张、杨,引发了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剿共计划,一时间缓和了中共和红军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就转危为安了?也不是。西安事变之初,中共中央仍旧把蒋介石看成是反动头子,顽固不化,因而设想只能除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然而,除蒋的结果,中国必定会陷于混乱和内战。就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国内外陷于极端孤立的情势,以及当时东北军、十七路军战力薄弱的情况看,可知发生战乱未必就会对中共有利。

  同样巧得很,莫斯科并不喜欢张学良,从推动中国抗日的角度,它反而认定中国统一抗日非靠蒋介石不可。因此,事变发生后,苏联很快即出面干预,中共因此改唱红脸。最后的结果是张、杨做出了重大牺牲,却避免了内乱。中共中央随后宣布承认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地位,接受“改制”、“改编”,转而实行温和的改良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表面上前面的革命失败了,实际上中共却因祸得福,并且使自己的政策顺势得以调整,适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时代的需要。

  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各种资源,它用来争取中间势力的条件要优于中共不知多少倍。读蒋介石日记亦可知,南京政府初建不久,他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不断提醒自己:“怀柔敌党,收罗人才,当亟图之”。光是为笼络中间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蒋就做了许多努力。不仅极力网罗有意从政者担任各种行政职务,而且礼贤下士,聘请知名教授单独授课或面谈,还为事业上有困难者慷慨提供经费援助或其他帮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更是不断组织各种全国性会议,主动问策于名流学者。抗战一爆发,它还特别成立了具有定期咨询和议政性质的国民参政会,不分左、右,将众多社会精英人士聘为可以领取较丰厚薪水的参政员。

  但奇怪的是,抗战开始4年后,刚刚从山沟里走出来,能够在大后方公开活动的人手极其有限,鲜有资源可加运用的中共,却成功地与各主要中间党派和不少地方实力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各派力量与国民党政府抗争的重要支持者。到抗战结束前夕,中共事实上已经成了中间党派向国民党提出强硬政治诉求的主要代言人。战后不久,当国共两党关系再度面临破裂时,多数中间党派则公开选择站到了一边。内战打响,两军决战之际,多数过去还游移在两党之间的中间派人士和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响应中共组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干脆集体投奔了,抛弃了国民党。

  1936年以前长期排斥中间派,抗战期间也很少有条件对全国范围的各种中间势力做工作的,靠什么“把中间势力拉过来”,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又是因为什么越来越多地丧失了中间势力的同情的呢?

  所谓中间势力,按照胡绳的观点,其实是包括社会上大多数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人,既有深感对社会和国家负有责任的知识名流和青年学生,也有那些对政治毫不关心,却厌恶权贵、痛恨不公的芸芸众生。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会从唐德刚所说的“如日中天”的声望中跌落下来,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批评,根本上还是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执政理念、统治手法问题多多,导致党政军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官僚阶层专横腐败,与社会基层严重隔膜。

  国民党的悲剧命运在抗战后期就已显露无遗了。战争最后两年里,政府、军队中丑闻恶行已层出不穷,战后接收时中央政府巧取豪夺,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更是把自己推到了社会舆论的对立面。而面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烈批评与要求开放政权的强烈呼声,控制在军人和党部人员手中的地方政权,动辄便施以武力,包括公开殴打,甚至不惜杀害教授和学生。国民党政治形象早已是一落千丈,身居统帅之位的蒋介石毫无自知之明,反而坚持要诉诸武力来击败。殊不知八年抗战后,国家早已是百孔千疮,战争只能进一步恶化形势,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把民生推到水深火热的地步。民不聊生的结果,不仅会使民怨沸腾,而且会直接撼动原本就厌战的军人的意志。国民党之走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动辄便被所离间,被多数中间势力所遗弃,说到底还是身为独裁领袖的蒋介石长期以来统治无方的结果。

  正如胡绳所说,所谓中间势力,绝大多数既不倾向国民党,也不倾向。不仅如此,中间势力中的大多数精英分子,多半都是受英美政治文化熏陶教育成长起来,无论政治上、观念上,还是历史上,他们照理都更接近国民党,而不是。

  《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直到1947年3月国共两党全面开打后,还在告诫国人:“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然而,就是这个储安平,一年多之后,却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加新政协,站到一边了。把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逼走的原因可想而知,国民党已经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接连不断地查封党派团体和报纸杂志,使储安平这种人不仅没有了言论的空间,而且随时可能丢掉性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来主张阶级专政的,却一直尖锐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与专制,力倡民主政治,甚至公开提议各党派共同协商,合组联合政府。

  一方面是国民党越走越极端,一方面是展现出高度民主的姿态,大批热切希望另起炉灶的中间人士和知识分子,又如何会不对寄予厚望呢。

  所以能够吸引到中间势力,也并不仅仅在于打出了民主的旗帜。这即是因为,中国的多数知识精英除了对自由的追求以外,他们像苏珊·邓恩所说的法国革命中的那些知识精英们一样,往往把国家民族的前途,看得比捍卫自由的原则要重得多。他们对辛亥以来长期战乱、分裂,早已哀怨丛生;好不容易盼到国民党北伐统一,想不到又来了一个十年内战和八年外战;总算熬到抗战胜利,又因蒋介石有术无谋,不仅国家战火重燃,社会经济还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如何还能寄希望于国民党呢。

  他们寄希望于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身上当时有一种让他们极其看重的朝气。原本就是一个穷人党,不仅意识形态上强调“向穷就好”,党员干部的基本成份也基本是穷苦人出身。战争条件下,久居农村的干部普遍艰苦朴素,作风廉洁,官民平等,且纪律严明,这些中国社会久违了的积极清廉之气,正是众多中间人士寄希望于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数中间派人士寄希望于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均平观念与提升国力作用的强烈好奇与向往。中国多数知识精英都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他们对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上的弊病心知肚明。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纯粹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独裁与专制。然而,自从苏联政府利用社会主义集权体制,调动举国资源,一举将一个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强国之后,中国知识阶层中相当多数的人就已经对社会主义刮目相看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多半成了政治上希望学英美,经济上希望学苏联的折中派。很显然,如果能够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为什么不可以来和它一起创造这个奇迹呢?

  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究竟有没有人心向背的问题呢?当然有。只是,人心向背所反映的,只是战后中国两个左右中国政治的大党中哪一个更让人失望,哪一个更让人希望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并不能决定两者之间的成败。导致人心向背发生变化的原因,才是国共两种革命力量较量胜负的所在。如果统治的国民党让人绝望,革命的看起来比国民党清廉得多,能干得多,还民主得多,自身又不再犯过去那样极端的错误,它又如何能不胜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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