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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开国大典的方案提出者是?

归档日期:08-30       文本归类:反袭击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西华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学士学位。读过各类设计类书籍多本,一直从事产品研发,先担任公司设计师。1949年开国大典的方案由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提出。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担任阅兵总指挥。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很快被通过了,但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告诉本刊,“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当时空军于5月4日就曾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对本刊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前为好。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对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它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子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做横向联系,每20分钟呼叫,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然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展开全部长期的误传据笔者所掌握到的资料,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开国大典时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是日本人设计的。比较权威的记载开国大典的书籍如于江《开国大典6小时——大典背后的秘闻》和树军《广场历史档案》均持此说,两书说法大同小异。下面,笔者以《广场历史档案》为例摘要说明这一“长期的误传”:1.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副主席用毛笔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前为好”的批示。担任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示后,将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 2.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令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位日本人——40岁上下的肖野和30岁出头的森茂,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3.肖野和森茂决定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灯笼。一个星期内,他俩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灯笼草图。草图呈送周恩来副主席审定,他非常欣赏这8盏太阳般的灯笼。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执笔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4.方案确定之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京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北京城,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灯笼。在肖野、森茂协助下,苏凡找到了一位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他和他的两个弟弟来到了城楼手工制作灯笼。整整三天三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十一”的前一天,八盏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扎成了。事实的真相其实,开国大典上城楼的大红灯笼是由张仃和钟灵二人于1949年9月在中南海瀛台东海岸的三间平房“待月轩”里设计的。不仅如此,中央人民政府的会徽、国徽的第一次彩色图案集、政协第一届全会的会场怀仁堂、中南海正门新华门、北门、西门、开国大典城楼等设计图纸和彩色效果图都是1949年的夏秋二季,布置科请张仃和钟灵在“待月轩”绘制的。当时,城楼共9间房,中间一间最大,也是大厅的出入口,二人设计时决定此房间不挂大红灯笼,以便留给在中间位置的重要人物以更开阔的空间:两侧各4个房间,逐渐缩小,每个开间要悬挂一个大红灯笼,共8个。张、钟二人设计好大红灯笼的图纸后,提请周恩来批准。当时一切设计图纸,都呈送周恩来审阅,他在图纸上用铅笔批示“同意”,后面签署了一个“周”字,工作人员这才开始施工、制作。不久,“灯笼”图案又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纪念邮票(新中国第一枚纪念邮票)上,这枚邮票编号为“纪1”,中心图案就是大红灯笼在飘扬。布置城楼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制作和安装这8个大红灯笼。每个灯笼的直径接近3米,钟灵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这灯笼做出来,在里面可以蹲坐三四个人打扑克!正是因为灯笼太大,工期又短,钟灵等人跑遍了北京城,竟没有人敢承担这项工作。军区舞美队的队长苏凡帮忙跑了故宫等几个地方,还是没有人承接。经过反复探访,钟灵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和灯笼的作坊)找到领头的工人师傅尹作宾,他看了设计图纸,知道是开国大典用在上的,拍着胸脯说:“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灯笼做成!”

  于是商量好,由钟灵备料,他带几个徒弟施工,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考虑到灯笼太大,作坊里摆不下,制作完成后运输也困难,尹师傅建议在城楼现场施工,由儿子尹盛喜每天送饭。尹盛喜当时是个很机灵的少年,他除了每天送饭外,有时还打打下手。人们劝阻了师徒几人要义务劳动的好意,仍然坚持付给了适当的报酬。

  其实,肖野、森茂设计“灯笼”这种误传,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也是事出有因的。 当时,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负责下东西两个三座门以内开国大典会场的设计布置任务。他找到钟灵说,城楼上的设计布置方面如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他,他有人、有物,要什么给什么,并说他那里有两位日本美术设计家——肖野和森茂,可以请他们帮忙设计。他还把二人绘制的金水桥、观礼台一带的设计图拿给钟灵看,确实画得很工整。钟灵便把尚未来得及设计的大厅内的大屏风交给二位日本友人设计,他们答应马上动手。

  大典前夕,政协筹委会总务处的周子健处长陪同周恩来亲临城楼检查工作,钟灵汇报了会场布置的进展情况。这时,扎制8个大红灯笼的工程已接近尾声。他向周恩来介绍了尹作宾师傅勇于承担大红灯笼的制作任务的情况,周恩来和周子健都和尹师傅握了手,表示赞许和慰问。钟灵也把两位日本朋友设计的屏风(长约5米)图样拿给周恩来看,并说由于日期紧,恐怕要连夜赶制,才能赶得上30日完工。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大厅内再放这么大一个屏风,不一定合适,来不及就不要做了。两位日本朋友在屏风上画的图案是二龙戏珠,最后终因时间紧张,未能真正制作。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城楼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8盏灯笼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两盏灯笼,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宁波金鹰集团出价1380万(钟灵在相关文章中说是1320万,不确——笔者注),成为城楼一对退役灯笼的新主人。

  是时,金鹰集团正在北京投资5亿元人民币兴建一所高级游乐场所——中华百亭鱼乐园。1995年2月26日,地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与中华百亭鱼乐园举行了隆重的灯笼交接仪式。事后,两只大红灯笼悬挂在了尚未竣工的门楼上——它们找到了自己的新家。

  展开全部1949年10月1日,城楼装饰一新,广场上和东长安街红旗如海,歌声如潮,30万游行群众集合待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就要在这里举行了。下午3时整,广场响起28声礼炮,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手按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在广场徐徐升起。从此,中国人民告别了屈辱的历史。上的八个大宫灯,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历经风雨沧桑,已成为历史的象征。在沉寂多年以后,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又一次成为中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人注目的焦点。整修一新的城楼上,醒目地挂着八个大红宫灯,成为开国大典具有象征意味的装饰。

  开国大典当然是充满喜庆气氛的。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逢大喜大吉的事情,都要挂个大红灯笼。对开国大典的会场的布置,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人民的这一传统习惯。于是确立在城楼上挂上八个大红灯笼的设计方案。

  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如何做好这八个大红灯笼,确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且不说用料的问题,在美术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就是设计大红灯笼也是要颇费思量的。当时负责开国大典会场布置装饰的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副主任苏凡,领受了这个任务后,找到了华北军区仅有的两个美工,而这两个美工则都是日本人。

  两位日本人一个叫小野泽,是设计大红灯笼的主要的美术专家,当年40出头。一个叫森茂,当年30多岁。小野泽在30年代曾是日本左翼同盟的革命党人;森茂,日本侵华部队驻华北军进行宣传的成员,搞美术的。他们参加侵华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美术作品的形式,宣传日本的军国主义,丑化中国人民的抗战。为了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抗战主张,提供素材,日本军队给他们提供了马列主义以及的书。他们读了这些书籍后,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了解,不但没有进行宣传,反而成了中国人民抗日队伍中的一员。他们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的宣传员,参加了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与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开国大典。

  在参加开国大典会场布置任务的时候,小野泽和森茂在中国已待了10多年了。与中国人民的朝夕相处,他们也深深了解中国人民欢庆的习惯,对大红灯笼并不陌生。所以,他们欣然接受设计大红灯笼的任务。

  在苏凡的领导下,两位日本人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终于在开国大典仪式举行前夕,将八个崭新的大宫灯挂在了城楼上。从此,城楼上的八个大宫灯便成为的装饰,伴随着每一次大典。

  展开全部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副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何香凝等56人。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编辑本段]开国大典时的会场举行开国大典时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7月7日晚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

  首先由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前后历时3小时。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天很快黑了下来,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焰火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阅兵式共用了2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有1.6万多名。

  接下来是群众游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后面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与绝对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当时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广场,须断绝交通4个钟头,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周恩来终于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主要考虑防止敌机长途奔袭,按照敌机远程飞行袭击的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基本不动。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阅兵总指挥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万事俱备。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参加。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公安部门建议抓起来或是没收其胶卷,总指挥要请示才行。

  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地进行拍摄。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周恩来、朱德、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城楼上的总指挥。

  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到外交事宜,需请示。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简单明了而细声地报告了情况。

  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正面拍摄的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正面的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所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来作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画像,是根据自己选定的照片所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的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下方留有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下面写了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苏联摄影师不慎将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失火烧了,回国之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然后他们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惟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些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椎向了高潮。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代表,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为何要鸣28响呢?

  原来,54门大炮表示当时统计的我国有54个民族,28响礼炮表示中国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全国人民,经历了28年的奋斗,才使国家独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才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从此咱们的祖国不断繁荣兴旺,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首先提出来的。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要鸣28响呢?”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的用意,马上说:“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微笑着默允了。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1949年7月的一天,在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高存信向作战科长许欣之.副科长韩怀志布置任务:组建我军第一支礼炮队为开国大典鸣放礼炮。许欣之为礼炮队指挥,负责组建.训练.鸣放的任务(高存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接受任务后,根据要求在驻京各部队中选调54门山炮,组成礼炮队。炮长均由连.营干部担任,炮手均由班排干部担任。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始了艰苦严格的训练。按照要求,礼炮28响必须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步,共2分零5秒的时间以间隔4秒等速射鸣放。为了这个目标,在炎炎烈日下官兵们练肿了胳膊喊哑了嗓子,按时要求完成了任务。

  共和国第一支礼炮队首次执行鸣礼炮任务是在9月21日晚7时。许欣之率领参谋复新及礼炮队进入中南海。9门礼炮在中南海边上一字排开,面向东,为在怀仁堂内召开的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

  10月1日凌晨,为在开国大典执行任务,礼炮队开赴,在现公安部门前,54门礼炮炮口冲南,向东一字排开。按照炮兵作战指挥原则,正职在前方指挥所,副职负责后方阵地。当年的礼炮指挥所就设在东侧的三座门下,与阅兵指挥部有直通电话,许欣之就在此接受阅兵指挥部的命令。

  庄严神圣的时刻终于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话筒里阅兵指挥部的命令,许欣之挥动红旗向阵地下达“放!”的命令,礼炮齐鸣。28响与升国旗奏国歌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礼炮队圆满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开国大典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宴请出席开国大典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各受阅部队指挥员。许欣之受邀参加了宴会。

  1949年的10月1日,年轻的飞行员王延洲驾机参加开国大典,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2005年国庆前夕,已经85岁高龄的王延洲老人回忆起56年前的国庆,仍然兴奋不已:“我们当时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

  王延洲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后在美国学习飞行,抗战中他曾击落过5架日本飞机,是至今仍在世的少数几位中国“王牌飞行员”之一。

  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正式开始的,当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王延洲和他的队友们正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南苑机场待命。“我刚刚打开飞机座舱里的收音机,就听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56年过去了,这声音还常常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刚刚听到一样。”

  下午4点整,城楼总指挥室负责人油江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望见绿色信号弹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

  17架飞机中,9架是P-51型战斗机,2架是蚊式战斗机,3架是C-46型运输机,1架是L-5型通讯联络机,最后2架是PT-19型初级教练机。17架飞机要形成一个纵队跟进队形通过上空,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

  “17架飞机5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600公里,L-5型通讯联络机和PT-19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200公里。但上级要求,通过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确实很有难度。”

  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飞行队决定起飞的顺序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同时还专门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尽管难度很大,但我们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4点35分,受阅分列式正式开始,“飞过上空时,下面真是一片红旗的海洋。直到现在,我对这种鲜艳的红色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9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后,油江再次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一次。”队长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第二次飞越上空。

  “从时间上看,我们再次通过时,正好尾随方槐领队的L-5型和PT-19型飞机之后,配合得恰到好处。后来,好多人以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是26架,其实后面9架是重复飞行的。”王延洲面带笑容,开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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