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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案件能聘请外国翻译吗

归档日期:08-20       文本归类:翻译人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涉外刑事诉讼过程中,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语言翻译时发生的翻译误差问题常常会被忽略。然而这样的误差有的时候却对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何尽可能的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尽早建立涉外刑事诉讼翻译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判决,笔者结合自己曾经接触过的涉外刑事案件,提出几点想法和建议。

  目前涉外刑事诉讼的翻译人员主要是聘请通晓外语的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涉外机关、法人或组织的翻译人员担任。由于这些人员的翻译水平、法律素养良莠不齐,并且多数人基本上从未参与过刑事诉讼活动。这样一来对专业术语和法律术语的理解和翻译就极易缺乏准确性。

  涉外刑事诉讼中的翻译人员是连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公诉人、法官以及辩护人的纽带,翻译人员翻译的准确性关系到言词证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甚至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特别是在案件涉及法律术语和专业术语的时候。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件:韩国人尹某在中国出境时,海关在其行李包中发现了麝香,而他并不知道这次回韩国带给其上司的东西是麝香,尹某一直认为其所带的麝香是老鼠香囊或者是一种类似麝香的东西,是一种假麝香,而非真正的麝香。涉案物是其上司的夫人在中国买的,尹某取东西的时候,被告知这些东西是老鼠的香囊,具有消炎、镇痛、治疗中风的作用,是为了给上司治病用的。并且在我国,老鼠香囊也不属于珍贵动物制品,所以尹某欣然接受了上司夫人的拜托。在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当中,翻译人员翻译麝香的词汇,有老鼠香囊、老鼠肚脐、麝香、假麝香等,表达不一。证人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同指禁止出口的麝香,翻译人员能否将老鼠香囊、老鼠肚脐、麝香、假麝香进行正确的翻译、能否清楚地翻译当事人所讲的这些物品的性质、作用,以及有何差异等,将有可能决定被告人涉嫌走私麝香的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

  实践中,语言的障碍给控辩审三方都带来了诸多问题,翻译人员能否向各方正确的传译,将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被告人利益的得失。尤其是辩护律师有许多问题要与被告人沟通,如果翻译人员不能准确地翻译律师的用语,可能导致被告人无法理解,甚至误解了辩护律师的意思,很有可能造成庭审境况朝着被告人不利的方向发展。

  外国被告人错解辩护律师对法律的解读,有可能导致被告人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在庭上任意更改供述,以致于脱离辩护律师的辩护思路。以俄罗斯人抢劫案为例,笔者通过认真的分析案卷材料,把检察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与被告人供述的犯罪经过进行比对,拟定了罪轻的辩护思路。庭前会见中,笔者通过翻译向被告人详细讲解了这个辩护思路以征求他的意见,并向被告人阐释了犯罪构成的要件,告知被告人应该如实供述,希望被告人能够放弃侥幸心理,当庭主动认罪,争取好的认罪态度,被告人当即表示接受该辩护思路。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庭审中被告人供述内容与侦查笔录有诸多不一致,显然不再构成如实供述。果然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被告人听到这里,一脸愕然的看着我,满眼委屈。庭后笔者会见了被告人。通过翻译,被告人告诉笔者,他在庭上所做的供述和案发当时基本一致,但是他对法院所聘请的翻译人员的有些传译不理解,翻译人员翻译的内容有的与之前律师通过翻译所说的不一样,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为什么当庭被告人会一脸茫然,可能是翻译出现了问题,很可能是翻译的不精准甚至是偏差导致了庭审的意外。

  涉外刑事诉讼中,由于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通晓诉讼中使用的语言。这样就给诉讼活动带来了巨大不便,因此就不可避免的要求翻译人员参与到整个诉讼活动。实践当中翻译人员只是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侦查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庭审中充当翻译。但是,如前文所述,翻译人员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造成公诉机关、检察院、辩护人不能很好的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很难保证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得到公正的审判。是否考虑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增加一个程序,使翻译人员、辩护人和公诉方在案件审理之前或是案件审理之后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尽可能的减少由于翻译人员的主观因素对案件公正审判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刑事诉讼中翻译人员的责任,目前我国法律只规定了翻译人员故意作虚假翻译隐匿罪证的刑事责任,即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但是现实当中要追究翻译人员的刑事责任必须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在实践当中难以做到。对于翻译人员的重大过失行为导致的错判并没有相应的责任,如果发生此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才能做到罚当其责?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关于本文中涉及的问题,笔者曾经与一个新加坡律师交流过。在新加坡,整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三种翻译人员,一种是警方的翻译人员,从开始调查时警方就会提供,犯罪嫌疑人向警察的供述必须以英文记录,并由犯罪嫌疑人和翻译人员签字,翻译人员将成为检方证人,在庭审中要接受辩护律师的交叉询问;第二种是被告人一方的翻译人员,当案件涉及专业术语,而这些术语对审判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辩护律师必须拥有一个翻译人员,这个翻译人员将成为辩方证人或者辩方所说的专家,接受检方的交叉询问;第三种翻译人员是法院的翻译人员,来自司法部门,主要工作是协助法院庭审,不参与交叉询问。

  在新加坡,如果法院认定调查人员不会受其调查人员身份的影响,那么法院也可以让其做翻译人员,但是前提是他必须精通犯罪嫌疑人的语言。如果调查人员不懂犯罪嫌疑人的语言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个翻译。

  而且,法官可以在一些情况下排除被告人的供述,比如翻译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程序。

  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对法庭翻译工作相当重视。鉴于法庭翻译在沟通中的关键性,为保证其质量,相关的法律和翻译机构对法庭翻译人员都有规范化的要求,使法庭翻译事务有章可循,最终维护司法公正。1978 年,美国司法部制定了《法庭口译人员法令》(The Court InterpreterAct),规定了强制使用通译的场合以及联邦法庭翻译人员认证标准,并于 1980 年实施了“联邦法庭翻译员资格考试(The Federal Court Interpret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FCICE),规定经认证合格的翻译人员全部录入专门的合格翻译人员名册,以供地方法院挑选。[1]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独立的部分,笔试要达到 80 分才算通过,笔试通过才有资格参加口试,口试的模式模拟庭审时的真实情景。FCICE 翻译人员资格考试是政府出面实施的一项大规模考试,是对语言水平要求非常高、非常严格及非常难通过的考试,其目的是检测受试人的语言应用能力。[2]

  该项考试的通过率较低,美国全国司法翻译者协会制定了专业守则,就法庭翻译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美国各州仍在不断采取措施提高翻译水平和质量。

  日本刑事诉讼过程中,当被告人或者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不懂日语时,准备法庭翻译人员也是法院的义务。而且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法庭翻译必须公正、客观、准确。而且,法院原则上选任与侦查阶段不同的翻译人员。翻译人员的存在使不同语言的相关关系人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使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翻译人员从开头程序到宣布判决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发挥作用,协助法院审理程序。正如有人将其比喻为透明人那样,翻译人员虽不起眼却发挥着重要作用”。[3]

  翻译人员在开始工作前,必须进行宣誓,并可以获取报酬。并且随着形势发展,日本也在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构建翻译制度,如完善翻译人名册、制作不同语言的法庭翻译指南方便使用、专门召开法庭翻译研究会等。还发展尝试使用耳机进行同声传译。可见日本法庭翻译工作的法律规定相对细致,并且此项工作受到重视,正在进一步加强完善。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18 条、第 47 条明确了诉讼参加人不通晓或不足够通晓刑事案件所使用的语言,有权无偿得到翻译帮助。第 59 条、69 条对翻译人员的权利、义务、回避程序以及故意做不正确翻译、泄露调查材料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翻译人员是通晓翻译所必需的语言并在本法典规定的情况下被吸收参加刑事诉讼的人。关于指定翻译人员的事宜,调查人员、侦查员、检察长或法官应作出决定,而法院应作出裁定。

  翻译人员有权:(1)为了确切翻译内容而向刑事诉讼参加人提出问题。(2)了解他所参加的侦查行为的笔录以及审判庭审笔录并就对翻译内容的记录是否正确提出意见,意见应记入笔录。(3)对调查人员、侦查员、检察长和法院的行为(不作为)和限制其权利的决定提出申诉。翻译人员无权故意作不正确的翻译。不得泄露审前调查材料。翻译人员回避的决定在刑事案件审前程序过程中由调查人员、侦查员或检察长作出,庭审过程中由法院作出。[4]

  从对国外涉外案件中翻译问题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翻译问题在各国都普遍存在,但是尚无有效机制能完全规避翻译错误引发的风险,当然这跟现有的司法条件、翻译的主观性、翻译的水平都是分不开的。从与新加坡律师的交谈中可以把握一点,那就是所有针对外国被告人的司法行为都应该有翻译人员在场,并且翻译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定程序,任何不恰当的行为和举止都有可能导致法官排除被告人的供述。

  在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和涉外刑事诉讼实践,司法机关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应当为外国籍犯罪嫌疑人提供翻译,如果外国籍犯罪嫌疑人无力承担翻译费用,不能因此而拒绝其要求提供翻译的请求。

  当法律规定不完善时,翻译中凸显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或者没有救济的途径。会见时和庭审过程中都需要翻译转述,两轮转述中,都有可能存在不准确的情形,此外也不排除翻译人员自行发挥的情形。这些问题都是在涉外或者语言不通的案件中常会出现的问题。交流的障碍和误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问题,在不能根除的情况下,应当最大程度的减少不利后果。作为一个曾经代理过外国人犯罪诉讼的刑辩律师,笔者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想借此机会提出一些建议。

  普通的翻译人员,往往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对法律上的用语和含义不能透彻把握,翻译人员虽然能够将被告人等的陈述作出正确翻译,但不一定能够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法律专业用语准确的表达给被告人,有时甚至不能区分这些法律专业人士不同提问方式的不同含义,很难让被告人把握提问者真正的意思。所以,为参加诉讼而聘请的翻译人员应该具备基本法律知识,懂得法律专业词汇的说法和含义,尤其是法院提供的翻译人员,更应该具备这个素质。笔者认为,应该建立司法翻译人员从业准入制度。成为一个司法翻译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经过法律的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获取司法翻译从业证书的翻译人员才可以在法院备案。就像法院有司法鉴定机构的名单一样,法院也应该有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凡是进入名单的机构和个人都具备参与诉讼的翻译资格和水平,翻译人员只能从这部分人中选取,这样才能更加准确的翻译并表达各方的意愿,让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更好地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并相信所选的翻译人员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翻译。

  现在有很多翻译机构都会提供法律翻译服务,但是这些翻译机构并非是专门从事法律翻译服务的机构,对于法律翻译这一块也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这就导致了在专业性要求很高的法律领域,这些翻译机构提供的翻译不具有权威性和针对性。因此,应当增强法律翻译的权威性,提高公众的信任度。笔者认为,可以在司法单位设立一个部门,作为司法翻译部门,专门进行法律翻译工作,由相应的上级部门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为了增强权威性,可只在市一级司法机构设立对外翻译部门。当然,进入这一部门对翻译人员也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翻译人员要具有外语与法律双学位,并且具有一定的法律工作经验,或者在大学专修外语专业,又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的律师,符合条件的翻译人员可以通过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形式进入翻译部门工作。将法律翻译作为一项公务活动,既可增强其权威性,提高公众对法律翻译的信任度,对其责任追究及监督机制也有所保障。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充分发挥沟通协调作用,这点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尤显得重要。外国人犯罪的案件不同于本国人犯罪的案件,语言的障碍可能需要律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案件上,包括与外国犯罪嫌疑人反复的沟通,弄清案件事实,更重要的是与检察官和法官及时沟通,以保证外国被告人的真实表达能够传递给检察官和法官,把因沟通不畅造成的不良影响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内。律师还要与己方聘请的翻译人员多沟通,争取把自己的辩护方案准确地传达给外国犯罪嫌疑人,把案件涉及的法律规定和其中可能产生混淆的法律问题清楚地讲解给外国犯罪嫌疑人听。律师也应该与法院指定的翻译人员多沟通,但是为了避免让控方认为律师在对法院指定的翻译施加影响,沟通的时候最好能有法官在场。

  当然在加强沟通方面,仅仅依靠被告的辩护律师一个人积极努力是不够的,律师只是沟通的桥梁,更重要的是沟通的多方人员都能够投身其中。因此,应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这样一个环节,即在庭审之前和庭审之后,都应该有一个法官、检察官、律师、翻译人员沟通的环节。庭前沟通的目的,主要是在一个控辩审三方都在场的情况下,向翻译人员讲明案情事实和指控罪名,让翻译人员有个全面而详细的了解。庭后沟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庭上的错译、误译有一个纠正的机会,以便翻译人员利用庭下的时间充分理解庭上各方观点来最后确定合适的译法,庭后如确实发现错译、误译,应记录在案,在各方都在场得情况下,在错译、误译被更正之处签字确认。

  律师的会见笔录、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和法院的庭审笔录应该宣读后再让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字,而且翻译人员也需要在上面签字。笔录在制作完毕后都要当场经过当事人的浏览、确认并在上面签字,但是在外国人犯罪案件中,笔录文字都是中文,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在笔录制作完毕后就直接被要求在上面签字,缺少了他们对自己所说过的话的确认环节。为了确保修正笔录错误的意义得以体现,应该要求翻译人员当场宣读笔录内容,让外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有翻译人员经过确认后再签字。

  对于刑事诉讼中翻译人员责任的追究问题,刑法第三百零五条[5]的伪证罪已有规定。伪证罪意在惩罚“作出虚假翻译,主观上有陷害他人和隐匿罪证等意图”的翻译人员,但是对于翻译人员因重大过失给当事人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没有相关规定给予处罚。翻译人员在涉外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对案件的公正审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给给予故意错译,行为恶劣的翻译人员刑事处罚外,还应该对翻译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等重大过失行为也就是失职错译、误译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行政性处罚。比如,在建立起司法翻译人员从业准入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采取降低司法翻译人员水平级别、吊销司法翻译资格证等方法来约束翻译人员的翻译行为。设置这样的规定可以提高翻译人员的责任感,防止翻译人员滥用自己的翻译给司法公正带来危害。另外,涉外案件的庭审应该不光有笔录,还应该有录音和录像。因为笔录都是中文,只记载了翻译人员翻译过来的话,不能记录翻译的过程,一旦出现翻译人员翻译内容严重失实的情况,无法记录在案。有了录音和录像就可以为追究翻译人员的过错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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